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 | 我与中证报因1994年汇改而结缘

我与中证报因1994年汇改而结缘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我与中国证券报的缘分始于1994年的汇改。大学毕业入职后，我先下基层实习了一年，1993年8月回到北京后才正式定岗。起初，我被分配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策法规司(1998年机构改革时，与办公室合并成了现在的“综合司”)综合处，主要负责《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现名《中国外汇》杂志)的编辑工作。1993年底1994年初，正值外汇管理体制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这奠定了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因为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兴趣，被司内调配到了政策研究室。自此，我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外汇政策研究生涯。我的外汇政策研究是从给媒体写豆腐块文章开始的。由于1994年汇改的宣传任务较重，时任外汇局领导又高度重视市场沟通工作，我被指派专门负责外汇局与媒体的联络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同主流媒体的跑口记者建立了联系，由我负责对媒体宣传报道需求的上传下达。通常来讲，政府部门的新闻联络人应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因为我在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有一定文字能力，又参与一些重大外汇政策决策过程，对政策背景有一定了解。所以，我自己就能给记者提供宣传报道的稿件。其实，这点对于政府部门做好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要。若干年后，在国新办组织的新闻工作培训会上，有专家给我们做培训时表示，新闻发言人本身应该参与决策过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把握好宣传尺度。在此基础上，说能说的不要说不能说的、说知道的不要说不知道的、说该说的不要说不该说的。我后来将其进一步拓展为，说真的不要说假的、说对的不要说错的，合称新闻宣传和文章发表的“五要五不要”。这让我至今受益匪浅。中证报是我当时重要的联系媒体和供稿对象。查了一下，从1994年底到1997年底被公派出国留学之前(这算是我政策研究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我三年时间在中证报上发表文章21篇，是为数最多的。同期，我在另两家全国性证券报刊——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各发表5篇，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上仅发表4篇。显然，中证报对我从业经历的意义非同一般。当时，给中证报供稿较多，除了中证报是在京媒体的地理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证报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给了我用武之地。首先，中证报的新闻稿件一般不是直接转发新闻通稿而要求重新加工、深度报道。其间，我为中证报提供了对1994年汇改的综述文章《新汇制运转正常，外汇储备增幅明显》《引入市场机制，成效世人瞩目》《外汇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人民币汇率并轨述评》，评论外汇兑换券停止发行、退出流通、停止使用的文章《平稳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宣传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的文章《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利在何处》等。其次，中证报还经常向我约稿，评论外汇政策和形势热点。这才有了《明年我国外汇将继续供大于求》《外汇储备为何成倍增长》《外汇储备增长探析》《利率下调，人民币汇率何以不贬反升》《顺应大趋势，研究新课题》，以及外汇储备突破千亿大关之际的《外汇储备何以强劲增长》等分析文章的出炉。有意思的是，如果人们用“管涛”这个名字去搜索我在中证报发表的文章的话，恐怕查不到几篇，因为当时我主要以“戴衍”“郑炎”等笔名对外发表。偶尔有几篇署名文章，也是同中证报记者如于力、闫梅等联名发表的。主要是当时的新闻宣传纪律比较严格，担心自己的身份比较敏感，也是因为自己的笔头比较青涩，自信心不足。1997年底，我参加了“澳大利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亚洲奖学金项目”，被公派出国留学，辍笔一年。1999年初回国后又逐渐活跃起来，与中证报重续前缘。2000年到2006年七年间，我在中证报发表文章22篇。虽然有些文章用“宗伟荣”“文亮”“伊贤伟”等笔名对外发表，但已开始越来越多独立署名发文章了。这一方面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政策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逐渐走向成熟，越来越有自信了。这些文章我大都剪了下来，保存起来。看着这些泛黄的报纸，真是感慨万千。想当年，每篇文章也就几百字，真真正正是在爬格子，一个个豆腐块积少成多。刚开始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为无知者无畏；越到后面反而越不敢写了，因为知道得越多反而觉得自己不懂的更多。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水平有没有长进，但写豆腐块至少锻炼了取标题和书名的能力。看看我给自己的“汇率四部曲”取的名字——《中国先机》《汇率的本质》《汇率的博弈》《汇率的突围》。有朋友问我，下部书名准备取什么？哦，我已有所考虑了，就叫《汇率的逻辑》吧。感恩中证报。没有刚入行时你的陪伴，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长。“三十而立”！祝愿中证报越办越好！打通“资讯+服务+商务”模式，成为资本市场参与者“可信赖的投资顾问”。本文选自《信史流光：中国证券报三十年》一书编辑：叶松